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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着名刑事案件之张宝义组织
访问量:1664 | 发布日期:2013-9-19 1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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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众合律师事务所(现在已经更名为“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接受张宝义亲属的委托,经张宝义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张宝义的一审辩护人,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在此,我首先要向为保一方平安而奋战数月的干警和十几天来诲人不倦、废寝忘食、今天又连夜工作的合议庭成员、各位公诉人表示敬意!同时也对因为各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失去亲人或受到伤害的被害人和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真诚的问候。。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也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本案经过十几天的开庭审理,在庄严的法庭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扞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的庭审自由原则得到充分的弘扬和淋漓的体现。在过去的十几天里,我们认真听取了各被告人的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和辩解,两天来又聆听了公诉人和附带民事原告人和代理人、以及其他辩护人的意见,深感案件关系之重大,影响之深远。现在,为协助法庭全面客观地认定本案事实,对本案作出一个不负党的重托、不负人民期望、经的起历史的考验、对事实和法律高度负责的判决,本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在此我主要阐明观点,对事实和证据的详细论述在庭后提交的书面《辩护词》中阐明):

  一、辩护人首先认为:根据本案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在各被告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从犯罪构成来看,首先该罪在主观上是故意犯罪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故意组织、领导之”。那么认定张宝义作为该组织的组织、领导者所须具备的构成要件------证明其犯罪故意的事实和证据何在?另外,区别于普通犯罪集团而具有的构成要件------获取非法的政治利益在本案中具体无所指;在客观方面,组织、领导者应围绕其犯罪意图和目的去实施具体组织行为,那么张宝义是怎样具体发起、策划、组织的,被指控的具体犯罪是如何去落实所谓的组织犯罪意图和目的等等,在本案一百多本案卷中,在本案十几天的庭审中,辩护人没有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否认的是,本案各被告人有的因为有类似的经历,有的有亲属、邻里或者朋友关系,根据“物以类聚”的自然法则“人以群分”,形成了一个社交圈。公诉人在昨天的公诉词中详尽地叙述了张宝义、高跃辉、何丕东等人的认识和交往过程,并以此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壮大过程。辩护人认为:认识不是违法,认识的开始不能等同于建立组织的开始;交往不是犯罪,交往的经过不能视做组织发展的经过。当然,本案部分被告人在自己与外界发生冲突时,确实有互相帮助、结伙作案、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况,但这种结合行为是不固定的、随机的、自发的。或者可以说张宝义、高跃辉、何丕东、谭永波等人是多个各自独立又能互相联系的团伙,但不能认定是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分工具体、自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公诉人在公诉词中提到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解释,这一解释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当同时具备4个基本特征,现在辩护人围绕这四个特征逐一分析:

  1、关于组织特征。组织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普通团伙犯罪、甚至企业实体和所有合法机构的共同特征,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特征。但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具有的组织性又有独特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长南英先生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是要达到对社会进行控制,包括在一定的区域内实施控制,形成自己的势力,还包括在一定的行业内实施控制。而一般性的集团犯罪的目的可能比较单一,比如说抢劫集团,他就是为了抢钱,犯罪目的达到了,这个犯罪集团可能就解散了。”从本案来看,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了一系列证明组织领导关系的证据,但所有证据证明的均是经营上的正常的领导关系或者组织关系,均未能确定是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形成的组织关系,本案各被告人在实施的共同犯罪中,表现出了明显的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临时纠集性和就地解散性。辩在庭审中,与张宝义有工作关系的被告人供述中确实涉及到生意上的比如托运站经营中的上下级关系,但几乎所有被告人都很明确并不存在犯罪组织。辩护人认为:从法律上来看,“黑”的必然“恶”,“恶”的却未必都是“黑”。从开庭的情况看,起诉书指控谁是组织者、谁是领导者、谁是骨干是一种法律评价,是事后总结而不是事前形成的。这种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此观点辩护人不能赞成。辩护人同时认为,一个组织的成立与存在,应该有比较明确的组织纪律,有精神上的控制,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组织者与被组织者之间的双向的认同,有被领导者对领导者、被组织者对组织者的绝对服从和绝对忠诚。例如徐州张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张军对其团伙成员作出要求:一旦被司法机关抓获,不得出卖同伙,否则杀无赦。导致有的嫌疑人被抓获后欲咬舌自尽但本案中缺少这样的帮规或家法。公诉人在公诉词中提出张宝义对其谭永波严厉批评和高跃辉对王社有臭骂一顿,显然不足以说明有严密的组织纪律,被指控为参加组织的骨干成员和其他参与者,与张宝义团伙这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关系,显然不能认定为严密的组织关系。昨天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时还提出的张宝义向其他人推荐《狼图腾》《教父》等书籍的所谓精神教化问题,已经为庭审中各被告人的供述所否定,不做赘论。关于公诉人在公诉词中提出的在经营三台线之前组织人员集中食宿、练习擒拿格斗的问题,辩护人认为:首先、为从事线路经营活动而培训保安无可厚非;其次,庭审中,各被告人均否认是“武装队”的存在,称只是正常的健身;再次,本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武装队”的存在,且证明锻炼是为某种犯罪做准备。所以,张宝义、高跃辉、何丕东、谭永波等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上是朋友,在具体共同犯罪中是偶而结合。他们之间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多个团伙。当然,辩护人认为不排除如果本次不采取果断措施,今后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甚至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可能。但这一点不在本案讨论的范畴。

  2、经济特征,趋利性或经济支撑性。一是要求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基本目标有组织地违法犯罪,二是要求具有一定甚至相当的经济实力。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张宝义没有通过“有组织地”违法犯罪活动聚敛钱财的行为,也不存在所聚敛的钱财用于支持该组织活动的情况。吉林的桑粤春涉黑案,警方查获涉案1.2亿元,均是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聚敛。本案中,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张宝义所经营的经济实体,(1)、主起诉书指控的关于仁和托运站、国贸跳舞会、火车站行李房、搞鲈桂鱼批发、鲈鱼公证业务、金明停车场、赌场放贷等经营行为,从现有证据看,均与张宝义无关。(2)、张宝义借用亲友名义开办的天和、帝鑫托运站证照齐全,以及石家庄到廊坊、沙城、唐山的线路经营收入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其所得属于公民合法的个人财产。托运站的经营收入是法律保护的合法收入,不宜作为指控张宝义犯罪的证据。(3)、三台线即大河搬倒的收入。虽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过斗殴行为,但经营三台线本身并不违法。(4)、关于开矿没办理手续的情况,张宝义并不知情。且非但没有收入,连所投入的资金也赔进去了。更谈不到如何将收益用于违法犯罪的问题。昨天公诉人提出了该犯罪组织累计资产1134万余元。辩护人认为这个数字属于各被告人个人资产的简单相加。这种简单的相加使被告人合法财产和违法犯罪所得相混淆。也使个人的所得和共同的利益相混淆。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依据。辩护人注意到:在前天的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出示了张宝义等人房屋买卖合同和借款合同。这些证据显示,被起诉书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者的张宝义,连购置房产都需要向银行借款,因此不足以证明张宝义通过违法犯罪或者其他手段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而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的偶然发生的个案,没有能够给张宝义带来任何利益。

  3、行为特征,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行为特征要求行为人有组织的违法犯罪,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无论是刑法第294条第1款,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描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时,都无一例外地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有组织的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也即要求犯罪必须是有组织地进行。即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中须体现组织意志和组织利益。那种临时纠集的单独犯罪依法不在此列。本案中,起诉书所列的几乎所有62起个案的实施有的因为私人恩怨,有的因为话不投机,有的因为误会,有的因为其他纠葛,几乎所有案件的发生都具有临时性、偶发性、不可预见性;几乎所有被告人的结合都具有随机性,没有哪个个案是通过组织策划,为达到非法控制目的去实施的,也没有证据证明个案的实施是为了组织利益和根据组织活动惯例进行的,没有证据证明具有实现非法控制的目的。客观的说,本辩护人至今没有得出此结论,组织性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的。

  4、危害特征(功能特征)。危害特征要求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具备了此种特征。关于“称霸一方”,刑法第294条第1款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特征“称霸一方”的要求,显然意味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形成一定的权威,具有一定的支配力或者威慑力,而这种权威和支配力严重破坏了该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的破坏是自觉的、全方位的,不同于具体犯罪对社会关系某一部分或具体某一成员权利的侵害。它动摇的是社会的根基,是社会群体的信念,给人民群众在心理上造成一种邪恶当道、正义不存的错觉。”而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张宝义在石家庄及周边一定区域,并不为社会公众所熟知,更谈不上威慑力。甚至于本案被指控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被告人,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张宝义其人。通过庭审查证属实:张宝义只是石家庄范围内诸多从事托运行业的经营者当中的一员,其所经营的经营额在石家庄每年数以百亿计的经营总额中只是大海之一滴,没有达到非法控制和“称霸一方”的程度。

  二、关于如果确有证据证明本案中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区分出组织的犯罪和个别成员单独犯罪的问题

  辩护人认为:假设确实存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也不能把所有成员的全部行为当作该组织的行为。

  首先,假设本案确实存在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作案的时间上看:不在组织存续期间的犯罪,必然不属于有组织的犯罪。因此,辩护人认为:姑且不论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存在。即使按照控方逻辑,公诉机关指控黑社会组织初步形成的时间是2002年底到2003年初,却又把此前五年的被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也都罗列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中,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从作案的动机和目的看,不是为组织利益的犯罪不能认定为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普通犯罪的区别,在分析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犯罪是一般刑事犯罪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要看实施这种犯罪是否是有组织地进行的,是否具有非法控制社会的目的。如果具备这些情况,可以认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否则,就只能认定为是普通刑事犯罪。而本案被告人被指控的所有犯罪中,都是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不是为组织或共同利益。据辩护人所知,在国内知名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的审判中,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的定罪量刑,就区分了组织犯罪和普通犯罪,以刘涌实际参与的犯罪而不是全部成员的所有犯罪定罪量刑。

  三、关于对张宝义所实际参与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认定

  1、张宝义实际参与的犯罪。辩护人认为:根据主客观一致和“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张宝义亦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窝藏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寻衅滋事罪(邓律师详细论述)。其故意伤害王大力系向特定仇家的报复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对吴晓、张占强等人的伤害行为属对象认识错误造成的误伤,主观恶性不深。

  2、关于对张宝义量刑的建议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审判长、审判员,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治的精神,法治的社会需要人性的关怀。辩护人注意到:昨天公诉人也谈到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原则,体现了人文的关怀。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我们认为在现有证据基础上,根据“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目前尚不足以认定张宝义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窝藏罪、虚报注册资本等犯罪。当然,对张宝义所构成的故意伤害犯罪,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根据张宝义所参与犯罪的实际情况,以及张宝义上有年过古稀的父母,下有尚在幼年的儿女的实际情况和张宝义真心悔罪的表现,辩护人希望法庭“轻刑以示法、慎罚以明德”,给张宝义一个悔过自新、回报社会的机会。在此,辩护人希望: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去做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做个对家庭负责、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我也用我的切身体会送给大家两句话:行正道守法才平安;做好人为善最快乐。

  谢谢法庭,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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